三、二里头文化出土圆陶片墓葬与未出土圆陶片墓葬比较

圆陶片葬俗在二里头文化分布中心区域外发现较少，且不成体系，为对比圆陶片葬俗有无的影响因素带来很大困难。在综合考虑这一时期不同遗址圆陶片葬俗的丰富程度及遗址本身所具有代表性的基础上，这一部分拟选用偃师二里头作为典型遗址来进行分析探讨。据统计，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二里头时期的墓葬共计余座（详细记载的达98座）。根据这些墓葬的特点及材料发表情况，本节拟从墓葬方向、墓室面积、出土物及是否为朱砂墓四个方面比较有圆陶片葬俗墓葬和无圆陶片葬俗墓葬的异同。

墓葬方向：偃师二里头遗址有84座相关墓葬的方向较为明确。为方便统计，现拟将这些墓葬的方向以40o为间隔分为若干小段，各小段墓葬数量详见表二，从表二可以看出，该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墓葬主要集中于o～o之间，o附近的墓葬数量最多，也就是说，这些墓葬的方向主要是北向。墓葬方向在o～o仅见于无圆陶片葬俗墓葬中，不见于有圆陶片葬俗的墓葬中。无圆陶片葬俗墓葬的方向较为多样，而有圆陶片葬俗的墓葬仅见于0o～40o、o～o这两个区域，主要偏北向，这一点上二者似有区分。但从总体来看，该遗址84座二里头文化墓葬中，有圆陶片墓葬与无圆陶片墓葬大体相同，主要偏北向，不见太大差别。

表二偃师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墓葬方向统计表

墓室面积：偃师二里头遗址座相关墓葬中墓室面积可知者有74座，该遗址中有相关墓葬墓室残缺，不参与此项比较。故在对74座相关墓葬进行关键数值统计的基础上，来观察两类墓葬的差异。详见表三。从表三我们可以看出，在24座有圆陶片葬俗的墓葬中，最小墓室面积为0.39平方米，最大墓室面积为6平方米；在50座无圆陶片葬俗的墓葬中，墓室面积最小为0.平方米，最大墓室面积为2.6平方米，总体小于有圆陶片葬俗的墓室面积。另外，从平均值来看，有圆陶片葬俗墓葬的墓室面积是无圆陶片墓葬墓室面积的一倍，二者差别较大。综上所述，偃师二里头遗址74座相关墓葬中，有圆陶片葬俗与无圆陶片葬俗墓葬在墓室面积上差异明显，随葬圆陶片墓葬墓室面积大幅度高于无圆陶片墓葬的墓室面积。

表三偃师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墓室面积统计表

出土物情况：偃师二里头遗址有91座明确有随葬品记录的相关墓葬，各墓葬出土物数量不等。为方便比较，我们将这些墓葬按照随葬品的材质分为五类，分别是铜器墓葬、玉器墓葬、绿松石器墓葬、漆器墓葬及只随葬陶器墓葬（其中前四类墓葬也包含其他材质随葬物）。具体情况详见表四，在此我们主要观察有圆陶片葬俗墓葬和无圆陶片葬俗墓葬在出土物方面的异同。如表四所示，铜器墓葬共有16座，随葬圆陶片墓葬有12座，占75%，无圆陶片墓葬有4座，占25%；玉器墓葬21座，随葬圆陶片墓葬有14座，占66.7%，无圆陶片墓葬有7座，占33.3%；绿松石墓葬共23座，有圆陶片葬俗的墓葬有14座，占60.9%，无圆陶片葬俗的墓葬有9座，占39.1%；随葬漆器的墓葬有12座，其中有圆陶片的墓葬有8座，占66.7%，无圆陶片的墓葬有4座，占33.3%；最后，只有陶器作为随葬品的墓葬有41座，随葬有圆陶片的墓葬有3座，仅占7.3%，无圆陶片的墓葬有38座，占92.7%。综上所述，在随葬铜器、玉器、漆器、绿松石的墓葬中，有圆陶片葬俗的墓葬所占的比重要大幅度高于无圆陶片葬俗的墓葬。这说明，该时期有圆陶片葬俗的墓葬等级要高于无圆陶片葬俗的墓葬。

表四偃师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墓葬出土物情况统计表

朱砂葬现象：偃师二里头遗址中有明确朱砂葬现象的相关墓葬有座，详见表五，在此我们主要观察二里头文化时期朱砂葬俗是否与圆陶片葬俗有潜在关系。由表五可知，无圆陶片墓葬的朱砂葬总数要高于有圆陶片葬俗的墓葬，这可能是无圆陶片墓葬的整体基数较大缘故。但从内部对比来看，有圆陶片墓葬的朱砂葬和非朱砂葬比值为15∶13，而无圆陶片的墓葬朱砂葬与非朱砂葬的比值为10∶27，有圆陶片墓葬中朱砂葬所占比值是明显高于无圆陶片墓葬中朱砂葬的比值。朱砂葬作为三代贵族墓葬制度组成部分[12]，圆陶片在朱砂墓葬中的高频出现，也说明了圆陶片葬俗在二里头文化中和朱砂葬一样，可视为当时贵族墓的标识。

表五偃师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朱砂葬情况统计表

四、二里头文化“圆陶片葬俗”渊源简议

此部分拟从时间与空间两方面探讨二里头文化圆陶片葬俗的来源。即时间上应找到比二里头文化更早且关系密切的相关文化，空间上应从二里头文化二期扩张范围内的当地原有文化入手。从时间跨度上看：二里头文化被多数学者认为属晚期夏文化，王湾三期文化与新砦期遗存与早期夏文化有关，故寻找二里头文化圆陶片葬俗的来源，首先应从王湾三期文化和新砦期遗存中寻找。目前已知的新砦期遗存资料共清理出7座属于“新砦期”的墓葬[13]，这些墓葬除1座随葬有骨镞，其余均无随葬品。王湾三期文化目前发现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约座，瓮棺葬约30余座[14]。竖穴土坑墓中随葬品大都较少，未发现有随葬圆陶片或者器物涂朱现象；瓮棺葬一般无随葬品，个别虽有但也未曾见到圆陶片或者器物涂朱现象。故新砦期遗存和王湾三期文化并非二里头文化圆陶片葬俗的来源。

从空间分布来看：二里头文化最初主要分布于以嵩山为中心的河南中西部地区。从动态分布来讲，二期以后向东扩展至豫东，南及豫鄂交界地区，向西据了陕西华县以东，西北隔黄河与东下冯文化相望，东北到沁河流域[15]。这些地区在龙山时代末曾是三里桥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造律台文化及陶寺文化的所在地。但据目前资料统计这些文化均未发现随葬圆陶片现象。因此，该葬俗并不是二里头文化扩张时吸收当地文化而成。目前已知的陶寺文化墓葬中，发现有21例墓葬中有器物涂朱现象[16]。其中时代为陶寺文化早期的有M、M、M、M、M、M、M、M、M、M、M、M、M、M、M、M、M、M、M、M，共20例；时代为陶寺文化中期的仅1例，为M33，尚未发现陶寺文化晚期墓葬中有器物涂朱现象。陶寺文化的相对年代为BC～BC[17]，早期和中期年代推测应为BC～BC。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以往普遍采用BC～BC[18]，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范围在BC～BC[19]间，最新测年数据表明，二里头文化一期不早于BC，二至四期约为BC至BC[20]。从时间范围来看，二者存在缺环。故很难确定陶寺文化墓葬中器物涂朱现象影响到二里头文化墓葬中。

综上所述，二里头文化圆陶片葬俗是在二期时自身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埋葬现象，而非吸收外来文化因素而产生。关于圆陶片涂朱现象，仅见于高级墓葬，这应与朱砂资源的珍贵及获取难度有关[21]。至于圆陶片涂朱现象的来源，限于目前的发掘资料，尚难定论。

注释

[1]a.李志鹏：《二里头文化墓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年，第32页；b.郜向平：《商系墓葬研究》，科学出版社，年，第页；c.郜向平：《王湾三期文化至二里头文化埋葬方式演进》，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早期夏文化与先商文化研究论文集》，科学出版社，年，第页；d.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页；e.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年，第39页。

[2]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年，第、、、、页；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年第3期；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年第1期；d.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年秋偃师二里头遗址九区发掘简报》，《考古》年第12期；e.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考古》年第4期；f.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年偃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考古》年第4期；g.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文物出版社，年，第、、7页。

[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洛达庙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年第4期。

[4]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洛阳吉利东杨村遗址》，《考古》年第2期。

[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伊川县南寨二里头文化墓葬发掘简报》,《考古》年第12期。

[6]郑州市博物馆：《河南荥阳西史村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5辑，文物出版社，年，第96页。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文物出版社，年，第～页。

[8]同[7]，第47页。

[9]李志鹏先生已经指出，在二里头文化墓葬中，随葬圆陶片的数量与随葬品的丰富程度及墓葬等级有对应关系，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早期青铜文化——二里头文化专题研究》，科学出版社，年，第32页。

[10]同[9]。

[11]同[9]。

[12]方辉：《论史前及夏时期的朱砂葬——兼论帝尧与丹朱传说》，《文史哲》年第2期。

[13]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密新砦——-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年，第页。

[14]郜向平：《王湾三期文化至二里头文化埋葬方式演进》，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早期夏文化与先商文化研究论文集》，科学出版社，年，第页。

[15]井中伟、王立新：《夏商周考古学》，科学出版社，年，第33页。

[16]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年；b.王晓毅、严志斌：《陶寺中期墓地被盗墓葬抢救性发掘纪要》，《中原文物》年第5期。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页。

[18]仇士华、蔡莲珍、冼自强、薄官成：《有关所谓“夏文化”的碳十四年代测定的初步报告》，《考古》年第10期。

[19]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年，第76~77页。

[20]同[7]，第、页。

[21]同[12]。

文章来源《洛阳考古》年第4期